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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数量的突然下降...25张图片,了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背后的逻辑 老鸭头

时间:2021-02-16 14:40:43作者:佚名

先提“生育政策包容性”,不提“计划生育”,明确“降低生育、育儿、教育成本”...

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人口政策,信息十分丰富。

人口政策继承国家发展战略,跟随人民生活,不重要。

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如何?到底什么是「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国家商报》对人口、出生率、二胎出生率、育龄妇女数量、劳动力价格等数据进行了详细梳理,从财经角度解读了人口政策新制定背后的现象、原因、后果及对策。

现象1:生育高峰的影响消退

新生儿数量连续22年低于2000万

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0年到1958年,第二次是1962年到1975年。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前两次是自发的高增长时期。

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影响了出生率。但由于前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因此在1981年至1994年经历了第三次生育高峰。

然而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一直在2000万以下,出生率持续下降。

从1998年到2018年,中国的小学生人数从1.39亿下降到1.03亿。从2010年到2016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亿。

相应地,中国的小学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本世纪初,中国有50多万所小学,现在已经连续几年不到20万所。

现象2:二孩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国出生人口减少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约束的结果,最直接的对策是逐步放开生育限制。

政策转变发生在2013年11月,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2014年全年出生总人数1687万人,仅比2013年多47万人。预计2015年政策效果明显。

结果今年出生人数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比2014年少了32万。“独生子女”政策效果不佳,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一直被寄予厚望。

在政策引导下,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小幅上升至1786万人,为2000年以来最高,出生率也上升至12.95‰。

然而,这种增长是短暂的。然后,中国的出生率迎来了“三连败”,在2019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全面二孩政策发挥的作用。

2017年,二胎出生人数增加177万,但一胎出生人数减少268万,导致比上年减少63万。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全面二孩”政策的对冲,中国的出生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原因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首次生育年龄推迟

2010年以来,育龄妇女数量呈上升趋势,这是出生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其中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

此外,总生育率也与生育率直接相关,生育率是指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总生育率在1965年达到峰值,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总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总生育率为1.42,法国为1.88,美国为1.73。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如果总生育率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出现到2027年,到2065年人口将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在我国传统观念下,生孩子不仅仅是生孩子,还包括婚姻观念。所以结婚率的波动也影响新生儿数量。

2018年,中国的粗结婚率(年结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

相反,粗离婚率(每年离婚对数与总人口的比率)飙升。

结婚登记数也是倒“u”。

对婚龄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年龄推迟。东兴证券引用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发现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推迟三年。

这可能不仅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的“后移”,即近期出生人口数量将继续下降,还会影响产妇的大小——推迟生育年龄必然会影响生育。

随着生育能力随年龄的下降和生活环境的影响,男女不育比例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率从20年前的2.5%~3%上升到近年的12%~15%。

理由二:想活就不敢活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还有一些主观原因。

即照顾压力、养育成本、女性职业发展、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制约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育儿费用方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金融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金融家庭调查显示,每年每个学生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13.2%,普通高中生家庭教育负担率达到26.7%。此外,家庭小学、初中、高中的校外教育支出比例相对较高,达到家庭教育支出的1/3左右。

高房价等因素进一步压低了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葛在《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2019)中指出,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的概率分别降低1.8%~2.9%和2.4%~8.8%。

除了成本压力,担心没人带孩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托幼机构的服务水平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女性越来越注重在职场中实现自我价值,这与照顾孩子有着天然的矛盾。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初中及以下职业女性愿意生两个孩子的比例为55.8%,高于大专、本科及以上职业女性。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研究生招生中女性的比例逐渐增加。

后果1:老龄化加速,社会负担加重

随着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从轻度老龄化到中度老龄化。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攀升至18.1%。这意味着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随着大量人口进入老年,新生人口数量一直在减少,这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老龄化步伐。

因此,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

老年人口增多,劳动人口增长乏力,2019年老年人抚养比上升到17.8%。换句话说,一个老年人需要大约六个工作年龄的人来支付。

劳动适龄人口“上有老,下有少”。生活负担越来越重,开销越来越大。

东兴证券研究报告指出,2011年后,中国总抚养比出现上升,国民储蓄率下降。

除了来自家庭和个人的压力,社会负担也在增加,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公共支出也在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卫生总支出预计达到65195.9亿元,占GDP的6.58%,比上年增长0.15个百分点。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养老金领取者人数迅速增加,养老金领取者人数开始下降,影响养老金的充足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50年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指出,中国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余额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可能在2035年左右耗尽。

结果2:人口红利优势被削弱

劳动人口的减少显著影响劳动力成本。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2002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人工成本仅为0.6美元,仅为美国的1/45,挪威的1/50,德国的1/44,日本的1/3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菲律宾。

众所周知,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具有优势,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目前,基于数量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弱。

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上的论文指出,劳动力规模缩减和抚养比上升的反向变化,使得收获量化人口红利的成本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2018年,城镇非私营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8.24万元/年,比1978年高出133倍。

文章认为,劳动参与率高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存难度加大,产业结构转型是大势所趋,通过劳动参与率高获取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减弱。

那么,我们的人口红利会彻底消失吗?当然不是!

尽管劳动力下降,但随着劳动人口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提高,人口红利正在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特别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工程师红利和智慧红利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动力。

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软件业的总销售额增长了110倍以上。去年,软件行业的销售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两倍。

业内的共识是,经济发展必须由依靠劳动力驱动向依靠人力资本驱动转变,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生儿减少和老龄化加剧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挑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关于生育政策,《规划建议》指出,要制定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对策1:第一,提高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该计划的“提案”没有提到“计划生育”的相关表述,而是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这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戈写道,要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第一步是将生育权归还给家庭和妇女,放宽生育限制,解决“想生孩子”而“不生孩子”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消除对多生孩子、早生孩子等行为的歧视,优化制度设计以适应各种生育状态。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写道,提高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是为了适应不同生育模式的家庭,包括三个孩子和四个孩子。

虽然在国家一级没有关于是否放开生育率的结论,但许多专家的共识是,包容性政策应涵盖更多内容,包括支持儿童保育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在接受《商业日报》采访时表示,生育政策应综合考虑数量、结构和分布,以更积极地促进生育。此外,包容性政策应与优生学、儿童保育服务和教育均等挂钩。

对策2:降低生育成本的多种措施

该计划的“提案”明确提出要发展包容性的儿童保育服务体系,降低分娩、育儿和教育成本。

目前,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努力。关于儿童保育,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口与家庭司司长庄早些时候表示,根据2020年1月开始运行的儿童保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中国已有近3000家儿童保育机构备案。如果这些托儿所投入使用,它们将为近20万名儿童提供托儿所服务。截至10月26日,已注册企业5167家。

此外,有关部门也在努力解决“公立幼儿园入园难”的问题。2019年,全纳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绝大多数。

中国一直在不断努力提供生殖医学资源,儿科、产科等薄弱专科实力得到加强。

2019年,中国每千名儿童医院床位数为2.2张,比2015年增加0.17张。

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产科床位使用率从2016年的98.2%下降到2018年的83.7%,表明产科床位短缺状况有所缓解。

《国家人口发展计划》(2016-2030年)还指出,应建立和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包括生育支持、儿童抚养、青年发展、老年支持、疾病和残疾护理和善后护理。完善税收、抚养、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政策,减轻有子女家庭的负担。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风,公共信息)

记者注:完善生育扶持政策是释放生育意愿的前提

生育政策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有很多关于是否需要调整的讨论。观点不同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也时有发生。

但无论是哪一方,对于建立和完善相关服务,减轻抚养孩子的负担,大家都有共识。

生育成本上升、教育成本压力加大、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了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如何让有生育意愿的人“敢生”是政策的重点。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婴儿教育费和实施陪产假。但调查显示,部分地方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全纳护理服务的补贴资金仍未落实到位,护理行业标准和管理规范也有待明确,说明相关配套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有待加强。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方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晚,后续仍需不断完善,以构建有利于生育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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